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11]
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12]
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创造,治经有新义,如认为六经本系官书,而孔门将其编订为教科书;[13]汉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是文字差异,
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
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14]
在左氏学方面,他的《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主张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认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15]实为《左传》研究辟了一条蹊径,与墨守汉师家法者绝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