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11]
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12]
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创造，治经有新义，如认为六经本系官书，而孔门将其编订为教科书；[13]汉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是文字差异，
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
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14]
在左氏学方面，他的《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主张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认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15]实为《左传》研究辟了一条蹊径，与墨守汉师家法者绝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