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虽以道德伦理见长，然而，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其后历代诸学的演变和发展，从来都未曾丝毫轻视和忽略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道，儒家标示的“八目”更是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把握与人类内在世界的体认修养相互融贯，最终指向“治国平天下”的“政”（正）“治”目标。“格物”在“致知”，“诚心”在“正意”，“治国”在最终实现“天下平”的伟大志向。尽管人们对于“政治儒家”的论理言路与实践方式仍心存余悸，且对儒家之“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基本主张多持批评态度，但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家政治的持续而强烈的关切姿态和丰富的理论探究成果，仍然值得我们尊重。我们的先贤们运用他们独特的理智和经验建构了“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哲学范式。
或可说，政治与哲学从来就自然而必然地相互交织着，构成了人类反思自我生活世界中政治社会的重要向度和智慧结晶，只是到了现代，由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的公共结构转型和哲学自身过度的现代认知主义诉求，才使得政治与哲学的原始关联发生动摇和改变，以至于政治哲学在现代性的哲学语境中成为一个有所存疑的概念。西方著名现代政治哲学（史）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其《什么是政治哲学？》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两篇文章中，先后指正并提醒人们深刻地反省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败历程：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术）政治学”开始，西方政治哲学便经历了三次“现代性思潮”的连续冲击。马基雅维利把人类对政治主题的哲学追问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追逐政治权力的势力游戏，甚至是纯粹的玩弄政治权术的竞争技巧。18世纪的卢梭一面高喊着自由和人权，一面却又吁求强大的“社会公意”的政治集权，结果使政治的哲学言说蜕变为一种浪漫主义政治与理想主义道德的混杂物。而19世纪末期的尼采似乎真的成了西方经典政治哲学的末日，“权力意志”或“强力意志”成了人类政治与道德的唯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