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因素是对外投资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许陈生和陈荣关注东道国领导人风格对于“一带一路”投资的影响，从非线性关系方面探讨了权威型领导人和民主型领导人之间的差异。①程中海和南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对外投资的效率以及潜力，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中国对其投资的潜力越大，体现了中国投资的“制度背离”现象。②田原和李建军从资源和制度视角入手，采用面板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具有“资源寻求”动机；中国投资更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表现出“制度风险偏好”特征；可是同时分析这两个视角，又发现中国投资并非真正偏好制度风险。③胡必亮和张坤领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系，他们以12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尚不显著,当按照制度质量划分东道国类别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促进了低制度质量国家对于FDI的吸引力。④赵明亮分析了国际投资风险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的影响。他通过对引力理论模型进行拓展，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借助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水平不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经济自由度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文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①张友棠和杨柳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了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研究对象国的税收竞争力水平，通过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