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尔维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奥国邮票,普鲁士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
“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
“蒲加,你亲自跑一趟,教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鲁齐赫–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还活着,住在埃斯堡近郊的一个镇上。
蒲加把信念完了,但尔维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