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尔维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奥国邮票，普鲁士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
“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
“蒲加，你亲自跑一趟，教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鲁齐赫–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还活着，住在埃斯堡近郊的一个镇上。
蒲加把信念完了，但尔维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