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马克思仿佛预见到了这种“语言学转向”，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7]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实际上是以一种“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对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
我注意到，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没有销声匿迹。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次悲壮的“复辟”，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的一次辉煌的复兴。问题在于，在经历了现象学运动之后而开辟了存在主义新路的现代西方哲学，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及其指向性的伟大原创性。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意识到“在总是此在之在”，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才能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8]在马克思哲学面前，萨特既意识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为存在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觉察到存在主义自身的某种空缺，所以他提出要使存在主义“依附”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