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悲惨事件23完整剧情介绍:
当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工程”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唯一解,可采用“最优解”、“次优解”、“待解”、“无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作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学,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字样。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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